政治高于一切

一个社会的组织是复杂的，每个社会内的权力结构常各有不同，例如非洲部落及南太平洋中许多小岛的原著民，其社会中最高的权力为宗教，今日英美社会最高权力为工商企业，古代希腊斯巴达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是军队，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是政治。

从孔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隐瞒他们渴求从政做官的心理。孔子、孟子的求仕，不过是为了希望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要实现政治理想便必须出来做官，因此，做官只是手段，其目的还是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孔孟以后的士人常失去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做官成为他们的目的。“十年寒窗”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为了高官厚禄，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只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想法深入人心，“仕”以后的政治理想却极少有人去顾及了。

知识分子之热衷于政治，其最大的动力乃是中国古代君权至高无上，君权超越了社会上其他一切的权力，举凡宗教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军事权力等等均屈居于君权之下，从政做官即是分沾了君权，取得了社会上最高的权力，在权力欲的引诱之下，人人莫不希望获得官职。

李斯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人类努力奋斗的目的无非是要使生活（物质的与精神的）改善，穷困与卑贱当然不是人所愿居的。然而如何才能脱离穷困与卑贱？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商人虽易赚钱，却不易争得社会地位，不易获得名声，务农虽号称为“本”，但农人经常是穷困与卑贱的则是事实，所以，商与农均不是理想工作；中国古代的宗教在隋唐以后，佛教渐盛，僧侣受人尊敬，但是僧侣生活必须清苦自恃，又非缺乏“出世”思想的士人所愿为；中国古代除了乱世，军人的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唐中叶及宋以后，武夫是受到社会卑视的人，士人于是遂少有愿弃文习武者；中国古代虽重师道，然而却没有专业性的教师，教书的职业向来是清苦的，在没有完善的学校制度下，教师连生活的保障都有问题。除了落第和老迈的士人外，没有人愿意以教书为职业。经商、务农、僧侣、行伍、教书均非理想的工作，因此，人人只有寄望于从政。知识分子乃是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知识分子为了脱离穷困与卑贱之地而热衷于政治，更使得政治权力高过于社会上其他的权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吏的地位是崇高的，地方官竟被喻为人民的“父母官”，自是高人一等，威风八面；官吏退休以后，常成为其家乡的士绅，是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受到乡民的特别尊敬。因此，社会上对于做官的人总是另眼相看的。赵璘的《因话录》中记载一段唐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