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高于一切

一个社会的组织是复杂的，每个社会内的权力结构常各有不同，例如非洲部落及南太平洋中许多小岛的原著民，其社会中最高的权力为宗教，今日英美社会最高权力为工商企业，古代希腊斯巴达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是军队，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是政治。

从孔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隐瞒他们渴求从政做官的心理。孔子、孟子的求仕，不过是为了希望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要实现政治理想便必须出来做官，因此，做官只是手段，其目的还是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孔孟以后的士人常失去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做官成为他们的目的。“十年寒窗”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为了高官厚禄，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只是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的想法深入人心，“仕”以后的政治理想却极少有人去顾及了。

知识分子之热衷于政治，其最大的动力乃是中国古代君权至高无上，君权超越了社会上其他一切的权力，举凡宗教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军事权力等等均屈居于君权之下，从政做官即是分沾了君权，取得了社会上最高的权力，在权力欲的引诱之下，人人莫不希望获得官职。

李斯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人类努力奋斗的目的无非是要使生活（物质的与精神的）改善，穷困与卑贱当然不是人所愿居的。然而如何才能脱离穷困与卑贱？中国古代重农轻商，商人虽易赚钱，却不易争得社会地位，不易获得名声，务农虽号称为“本”，但农人经常是穷困与卑贱的则是事实，所以，商与农均不是理想工作；中国古代的宗教在隋唐以后，佛教渐盛，僧侣受人尊敬，但是僧侣生活必须清苦自恃，又非缺乏“出世”思想的士人所愿为；中国古代除了乱世，军人的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唐中叶及宋以后，武夫是受到社会卑视的人，士人于是遂少有愿弃文习武者；中国古代虽重师道，然而却没有专业性的教师，教书的职业向来是清苦的，在没有完善的学校制度下，教师连生活的保障都有问题。除了落第和老迈的士人外，没有人愿意以教书为职业。经商、务农、僧侣、行伍、教书均非理想的工作，因此，人人只有寄望于从政。知识分子乃是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知识分子为了脱离穷困与卑贱之地而热衷于政治，更使得政治权力高过于社会上其他的权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吏的地位是崇高的，地方官竟被喻为人民的“父母官”，自是高人一等，威风八面；官吏退休以后，常成为其家乡的士绅，是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受到乡民的特别尊敬。因此，社会上对于做官的人总是另眼相看的。赵璘的《因话录》中记载一段唐人的故事：

赵琮妻父为锺陵大将，琮以久随计不第，穷悴甚，妻族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军中高会，州郡请之眷设者，大将家相率列棚以观之，其妻虽贫，不能无往，然所服故弊，众以帷隔绝之。设方酣，廉使忽驰吏呼将，将惊且惧，既至，廉使临轩，手持一书笑曰：“赵琮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曰：“适报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书，乃牓也。将遽以牓奔归，呼曰：“赵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幛，相与同席，以簪服而庆遗焉。

赵琮未及第前，既“穷悴”，又为“妻族相薄，虽妻父母不能不然也”，宴会之中，其妻为众人所轻视，竟被“以帷隔绝之”，此种情况，实如李斯所谓处于“卑贱之位，困苦之地”，然而，一旦及第，做官有望，于是妻族立刻改换嘴脸，而邀其妻“相与同席，以簪服庆遗焉。”赵琮的事例正可以说明社会上对于做官者和无官者常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写范进落魄潦倒时，被他的岳父胡屠户奚落责骂，等范进中举以后，胡屠户立时改了嘴脸，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范进的故事乃小说家之言，未必可信，然而却可以反映《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所处时代的人们对于做官与无官者两种不同的态度。由社会上对从政者的恭敬，更能折射出在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的结构中，政治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