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曙光》（油畫）石奇人

2．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址

3．王劍虹與丁玲

4. 平民女校

5．俞秀鬆在北京留影及給家人的信

6.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指導工人罷工

上海，具有深厚的革命歷史傳統，其紅色基因滲透在繁華都市的血脈深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早期共產主義者開展了有聲有色的初期革命活動。上海誕生了中國革命史上的許多“第一”：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平民女校。從這裡走出一批早期青年、婦女和工人運動的革命骨干，上海無愧是培養革命志士的搖籃，中國革命的紅色之源。

民主革命時期，上海創造了多個“紅色第一”，這不是曇花一現的偶然，而是石破驚天的歷史的必然選擇。近代上海獨特的區位優勢、華洋雜居的政治格局，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孕育和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紅色起點的輝煌。

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0年2月19日，已到農歷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氣中彌漫著食物與煙火的混合氣味。那天下午，陳獨秀卻孤身一人，悄然走進坐北朝南雙開間的兩層石庫門樓房——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1919年6月，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而被捕，在各界聲援下，方於9月出獄。回首往昔，展望新年，陳獨秀內心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愈益堅定。此時，上海雲集了陳獨秀、陳望道、李達、李漢俊、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識領袖。在歷史的峰回路轉間，這批先賢開創了中國革命的上海特色。

由於上海的“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全國”，這裡成了追求進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區之一，許多年輕人脫離家庭和學校，到上海尋找進步出路。領導浙江一師學潮的俞秀鬆便是其中進步青年的代表。在北京大學旁聽期間，經李大釗推薦，1920年3月，21歲的俞秀鬆來到上海《星期評論》社（李漢俊主辦）工作。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俞秀鬆是黨組織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在黨組織籌建期間，陳獨秀提議可以參照蘇俄少年共產黨的模式，“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中共的后備軍，或可說是共產主義預備學校”。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團員有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等8人。受陳獨秀的委托，俞秀鬆擔任書記，他是中國團組織主要創建人之一。團的機關設在新漁陽裡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

青年團成立初始就和共產黨的事業休戚與共。當時共產黨是秘密組織，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半公開組織。新漁陽裡6號是青年團所在地，老漁陽裡2號是黨部所在地。大家稱黨為本校，稱團為預校，黨的許多活動以團的名義開展，許多黨員保留著團籍，同時參加黨、團組織的活動﹔許多會議與革命活動是黨、團聯合舉行的﹔在團和黨的關系上，團接受黨的領導。這也奠定了青年團緊跟共產黨，成為黨的忠實助手的良好基礎。

上海的共青團組織建立后，俞秀鬆還撰寫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並將章程寄給各地共產主義者，建議各地建團。不久，李大釗開始在北京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最早的團員有鄧中夏、何孟雄、張國燾、劉仁靜等人。1920年10月底，毛澤東在長沙成立團組織，新民學會的郭亮、夏曦、羅學瓚、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團員。在建團初期，年輕的毛澤東就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1920年長沙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的日記曾記載：“十一月二十一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隻宜從緩，不可急進。”

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倡導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天津等地陸續建立了團組織，團員發展到1000多人。在此基礎上，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建團過程中，上海團組織客觀上起到了發起與指導的核心作用。1921年11月，重新制定團的臨時章程規定：“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

為了掩護革命活動，培養干部和輸送優秀青年，1920年9月，在團的機關所在地新漁陽裡6號，還公開創辦了外國語學社，可以說，這是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黨校和團校。上海團組織在外國語學社發展了最早的一批團員。從1921年4月開始，任弼時、劉少奇、肖勁光、彭述之、羅亦農、汪壽華等20余名學員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為共產黨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初創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迅速壯大。1921年3月底俞秀鬆前往蘇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闡述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中國青年革命運動情況、上海的工人運動以及全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立等情況，受到與會代表的密切關注。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格林贊譽，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上海的組織是中國的中心……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

社會主義青年團像一塊巨大的磁鐵，把立志於改造舊世界的進步青年緊緊吸引在一起，成為共產黨得力的助手。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

19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國擁有229萬人口的第一大城市。當時全國工人隊伍發展到194.6萬人，其中上海就有51.4萬人，佔全國工人總數1/4還要多。在國人尚在朦朦朧朧的睜眼之際，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的中心——上海，已掀起中國工運風起雲涌的開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強調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可是，當時共產黨不能進行合法公開的活動，於是黨中央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下簡稱書記部。據張國燾、包惠僧等回憶，由於該機構不是各地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機構，尚不能稱為“總工會”，於是命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是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名稱），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

如何深入底層普通工人，這是一個極富挑戰的難題。包惠僧回憶中說，勞動組合書記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紅幫，“但我們的同志都是學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講話作報告，寫文章搞宣傳，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幫去拜老頭子，到紅幫裡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沒有那個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這個門路”。

20多歲的李啟漢——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批團員、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卻找到了門路。在書記部籌建時，上海黨組織派遣李啟漢，具體領導英美煙廠工人的罷工。他表現了出色的組織才能和斗爭藝術，被工人們昵稱為“小李先生”。英美煙廠罷工最終於8月10日勝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正式成立了。書記部主任張國燾，干事李啟漢、李震瀛等。辦事機構設在北成都路19號（今成都北路899號）。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不久，在長沙、武漢、北京、濟南、廣州等地設立了5個分部。還創辦《勞動周刊》，作為工人運動的機關刊物。在上海，書記部出版工運書籍，開辦多所工人補習學校，推動了轟轟烈烈的工運時代的到來。

1920年秋，李啟漢在紡織工人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檳榔路北錦繡裡3弄（號）辦了一所工人半日學校，他通過講課、游藝、談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傳，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組織工會，與剝削者進行斗爭。不久，他幫助工人建立了滬西紡織工會組織、上海印刷工人會、上海煙草工人會等許多進步工會。陳獨秀著文熱情贊揚說：“鄙人對於新組織的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抱有無窮的希望﹔現在他們能夠集合機器、紡織、印刷、煙草等真正工人的工會籌備組織，更加令人不能不歡迎佩服了。”

在工人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於1922年5月，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5月1日，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州5萬工人一起進行游行，領隊的一面大旗就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在中國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案，事實上便是公認它為全國唯一的工運領袖機關。在此影響下，5月21日，上海30多個工團代表開會，聯合發起組織上海勞動總工會。1922年是共產黨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運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慘案”為止，全國共發生罷工百余次，上海發生54次，人數8萬以上。

1922年，在領導上海郵務工人罷工中，李啟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終為租界當局所不容。6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務處日報》記載，會審公廨判決李啟漢“入監3個月並驅逐出境，《勞動周刊》封閉，報紙銷毀”。李啟漢作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運領袖，在短暫的生涯中，曾三次被捕，兩入牢獄，最終為革命事業犧牲，被鄧中夏稱為中共歷史上“坐獄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自1921年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當局封閉，書記部為推動早期工運做出了難以磨滅的貢獻。“二七慘案”發生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轉入地下,進行秘密工作,逐漸由產業工會代替領導工人運動的職能。1925年5月,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至此，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完成其歷史使命。

平民女校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開始作婦女解放運動的嘗試，第一步就是創辦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陳獨秀與李達商量女校事宜，但當時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還不能公開辦學。這個難題很快由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解決了。王會悟當時是上海女界聯合會的成員，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聯合會的名義來辦學。幾經思考，王會悟找到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女士商談，徐宗漢是同盟會元老黃興的夫人，在社會上很有聲望，與陳獨秀、李達等人私交很好。她對開辦平民女校的建議欣然贊同。最終，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義籌辦。

校址選在哪裡合適呢？李達夫婦當時租住在南成都路輔德裡635號的石庫門裡弄，為了女校的籌建與工作的開展，他們租下同一弄堂的632號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號-44號）作為女校校舍。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開學。這是一棟兩樓兩底的石庫門裡弄房子，樓上的客堂間作為教室，課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漢捐助的。樓上的廂房是學生宿舍，樓下是學生的工讀工場和飯廳。由於當時共產黨的經費緊張，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達從自己的稿費裡支出。

為了擴大影響，平民女校先后兩次在《婦女聲》和《民國日報》上刊登招生廣告，�